商量半天

2018-09-15 13:55

但观念的真正复苏无疑需要时间。七十年代末,人们看到的大都是引进的译制片和“文革”前的国产片。文艺界的观望态度一时占了主流。作家王蒙说:“大衣两个口袋里放着两篇稿子,一篇稿子是批‘四人帮’的,一篇稿子是批走资派的。写难不住我,我不是不会写。你形势怎么发展,我有什么办法?”而最能反映出这种社会思想的激烈斗争,莫过于电影《苦恋》所遭受的命运。

几天后,白桦求见胡耀邦,请他看看影片《太阳和人》。胡耀邦拒绝了他:“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,我不看。听说有人反对,有人支持。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。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,我的秘书就不赞同。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,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,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第五代导演高歌猛进的年代。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电影《一个和八个》,当初就是几个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苦闷毕业生的大胆尝试。张军钊任导演,张艺谋、肖风任摄影,何群任美工师,这些日后的电影界红人大学毕业不满一年,就全部独立拍片,在中国电影界确是“史无前例”。电影改编自郭小川同名长篇叙事诗,甫一诞生就让人惊呼划破了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。全片淡化战争冲突,更多是探讨关于“人”的疑问;以往革命电影中十恶不赦的坏人,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出人性本身复杂的力量。

经历了“文革”十年禁锢,电影几乎成为压抑许久后中国人最热爱的文化消费品。有人统计,1979年全国每人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之多。而“文革”十年,被允许公映的电影加起来不超过五十部。着名的电影刊物《大众电影》1979年复刊,到1981年,单期发行量就从起步的50万份一路攀升到创纪录的965万份!可见当时人们文艺热情之喷涌高涨。

5月17日,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表态,反对“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”,“对《苦恋》的批评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,效果会更好些??”一锤定音,这件事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结束。但争议的焦点《苦恋》成为“文革”后最着名的一部“禁片”,至今仍不得见天日。作家阿城的父亲是着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,阿城曾向父亲请教,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,而书就相对好点?钟老答道,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,唯其能进,所以麻烦。

1981年1月5日,《电影艺术》、《大众电影》两家杂志联合召开“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”。《苦恋》在会上一经放映,马上成为了焦点,出现了“一边倒”态势: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,就被赞扬的人打断。主持会议的人几乎不知道怎样收场。最后文化部给出意见: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。

“说实话,我当时根本就没重视它,没想到后来会引起那样大的波澜。”白桦回忆道。他的妻子王蓓就曾因参演过《武训传》而受到批判。白桦记得剧组特别有凝聚力,拍的时候大家很有激情,都自称“苦恋者”。“我看了七遍,没有一遍不流泪的。那是我们的生活,它记录的是生活!”但迫于形势,1980年12月23日,白桦不得不在《解放军报》上撰文承认:“剧本《苦恋》是不利于人民、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。”

一些“文革”中的“禁片”,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。比如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,“文革”中被当成宣扬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打入冷宫。1978年,这部国产老片一解禁,反响巨大。一位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经理回忆当年的盛况,下午四五点就有人来排队买第二天的票,“人山人海,排出去几条马路”。全国三十六家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,仍然一票难求。有人评价,《红楼梦》的解禁,似乎预示着我国的电影创作中,正常的感情表达不再被禁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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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这样,电影《苦恋》(后改名《太阳和人》)还是引发了争议。影片被人诟病氛围过于压抑,主人公不该在“四人帮”粉碎时死去,而片中女儿那句犀利的台词“您爱这个国家,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,可这个国家爱您吗?”更是在审片时被解读成对党的歪曲和反对。有领导干部看后,直指片尾打出的省略号:“这部电影很恶毒,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。”

随后局势发展得有点刹不住车了。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,将《苦恋》上升到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、无政府主义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。《北京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长江日报》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。至此,批判白桦和《苦恋》的声浪激起震动全国的轩然大波。面对上纲上线的批判,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: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?

导演彭宁也与禁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此前他导演的电影《瞬间》,以“文革”期间林彪事件为蓝本,影片被禁。后来又开禁放映了没几日,就再次因不明原因撤下,从此了无声息。1981年,沉寂多年的彭宁执导电影《初夏的风》,此片再次遭禁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剧组中有个刚入门的美术助理叫冯小刚,现在他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着名导演。而彭宁就此心灰意冷,从中国电影舞台上彻底消失了。

电影《苦恋》由作家白桦的小说改编而成,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悲欢离合。他从小家境贫寒,才华满腹,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往美洲,在那里成为着名画家。新中国成立后,凌晨光夫妇执意回国。但不久“文革”爆发,一家人惨遭迫害。此后,凌晨光被迫逃亡,藏身芦苇荡,靠生鱼、鼠粮为生。剧终时雪停天晴,而凌晨光生命之火将熄,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,在雪地里爬出了“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”,尸体成为问号上的最后一点。

剧本发表于1979年9月,马上便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。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曾派人到拍摄现场传达指令: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。商量半天,双方将“问号”改成“省略号”:最后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摇荡,伴随六声强劲的鼓点,将六个黑点钉上了银幕。

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

第五代导演的探索与突破